(五)本院認為：
(1)即使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規定，是為了更
周延的保護法益，而該所欲保護之法益確有透過行政刑罰
加以保護之實益與必要，自應肯認其立法之合憲性。然而
又基於刑法謙抑原則，參酌上開立法目的及立法理由等說
明，食品衛生管理法規範「攙偽、假冒」之禁止行為，乃
基於「攙偽、假冒」之內容物，含有危害人體健康之成分
，極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為防止消費者購食此等危險食
品以致發生衛生上之危害可能性，而有立法明文禁止之必
要。因此，就行為人於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所攙偽或假冒之
內容物之認定應予目的性限縮解釋，若無危害人體生命、
身體、健康之虞時，基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係維護國民
健康之立法目的自應排除。換言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9
條第1項規定，違反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不得攙偽或假冒之
行為，縱為抽象危險犯，仍須建立在可能發生實質危險的
基礎上，在個案判斷之際必須對於所混充之內容物做實質
的危險判斷。
(2)在所指「攙偽、假冒」之混充內容物於已經特定並確認其
事實時（亦即已經證明行為人有將混充物Ａ混充入正常物
Ｂ中，或將Ａ物冒充Ｂ物之事實），猶必須如此限縮解釋
而就該特定物為實質判斷，遑論倘若被指為前述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攙偽、假冒之行為中，該「內
容物」是否為攙偽、假冒之特定內容物尚無法特定（例如
被指為可能是攙偽、假冒之混充物或假冒物Ａ，亦有可能
是無危害之物，甚至根本是正常物Ｂ），或違反某些行政
規定而該違反行為是否會造成攙偽、假冒之行為猶無法確
定（例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第1項關於食品業者應
實施自主管理，確保食品衛生安全之規定；第8條第1項關
於食品業者之從業人員、作業場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
保制度，均應符合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規定；第9
條第1項關於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
，應依其產業模式，建立產品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
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統之規定等）等情形。一來，
犯罪之前置化是因為保護法益，並且當侵害結果難以確認
，行為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難以釐清、證明時，減輕或
免除司法之舉證責任有利於司法之便利性，在處於法益侵
害高度危險的情況下，始由刑法介入。然而，於是否有法
益侵害高度危險尚不確定，例如前述被指為有可能是攙偽
假冒的混充物Ａ，但亦有可能是正常物Ｂ時，此時該被指
為混充物或假冒之物，究竟是Ａ或根本是正常物Ｂ既均未
能特定，則這只是單純的「可能性」，不足論為刑法所謂
的抽象危險，因為根本還沒有「典型危險性」出現，即使
承認抽象危險犯的必要，也不能擴大在雙重可能（即第一
重可能是「該被指為混充或假冒之物可能確實是混充或假
冒物但也有可能是真的」，第二重可能是「若該物確實是
混充物或假冒物則有法益侵害之高度可能性」）的情形；
再者，直接將行政法規範的任務及目的套用到刑事法領域
，恐怕是不當地將行政不法視同於刑事不法，就行政法上
的預防原則而言，危險防禦手段是著眼在防止任何未來可
能發生的危險，違反行政規定的特定行為，未必附隨有典
型危險，即令是帶有潛在危險可能的行為，也不是刑法上
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性的行為，上開情形實際上距離法益
的侵害狀態顯然均屬遙遠而不確定（詳後述溯源管理部分
）。國家就某個違法行為發動刑罰權，制裁手段的正當性
有必要對應到行為規範的義務預設。若不依此為之，任何
一個刑事制裁勢必無法讓社會大眾掌握某個行為的不法內
涵為何，亦無法理解法規範的行為期待與界限何在。法院
不能因為抽象危險犯乃最節省犯罪認定與追訴成本的犯罪
結構，任令抽象危險犯與現代刑法中日益增多用以保護模
糊不清、定位不明的超個人法益犯罪相配合，而將抽象危
險犯的危險，稀釋到只剩意識型態的危險。也許，刑法根
本無力解決所謂的風險威脅，卻是刑事立法者用來平復社
會輿論，以及強化社會成員的法信賴與忠誠，與滿足抽象
的社會安全心理。
(3)揆諸上開說明，即使刑法仍為風險抗制的首選，在實務運作
上，為了符合不法與罪責的衡平，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
條第1項之不法行為對於抽象危險的認定，不能僅為了解除
人民不安而恣意擴張，仍應嚴守謙抑原則、最後手段性、個
人責任原則等刑法應有的界限。易言之，該條項所謂攙偽、
假冒犯罪之成立，必須該當「食品須有明確可特定之Ａ物攙
入Ｂ物中或Ａ物假冒Ｂ物之事實」及「混充或假冒之Ａ物須
具有健康危害可能性」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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